第二杆──

既然是&ldo;参与&rdo;了，那么，他进一步推断，凭我的写作能力，必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ldo;主要执笔者&rdo;，而且加强语气，特地注明&ldo;无疑&rdo;。

尽管胡锡涛先生多次抗议，声明那篇文章完全是他的，与我一字无关，但古先生还是从胡锡涛先生手里一把夺过来硬送给了我;

第三杆──

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发表于一九六九年，发表时署名为&ldo;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rdo;，因此，古先生再大胆地跨前一步，断言我在一九六九年参加了这个组。

这一来，使得当时在外地农场数百名难友天天见到的我，成了一个假人;

第四杆──

斯坦尼演剧体系，早在中苏交恶后已被中国戏剧界批判了很多年，胡锡涛先生的文章究竟有什么&ldo;政治要害&rdo;呢?按照大批判惯例，古先生从上而下，先从中国最顶级的政治问题上寻找挂钩的可能性。

可能是灵光一闪吧，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有一个养女叫孙维世，早年似乎在苏联学过戏剧;

第五杆──

孙维世在苏联学戏剧时，学的是一些什么课程?不太清楚。

但推断下来，大概会有斯坦尼演剧体系的课程（古先生显然不知道苏联还有不少其他演剧流派）。

那么，胡锡涛先生批判斯坦尼体系，是不是就是在批判那门课程?既然有可能是批判那门课程，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在批判学过这门课程的所有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去的留学生?

第六杆──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ldo;文革&rdo;初期去世了。

她是怎么去世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

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

胡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ldo;直接布置&rdo;，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ldo;主要执笔者&rdo;，那么，所谓&ldo;接受江青直接布置&rdo;、&ldo;给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rdo;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

他在批判文章中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又从未出现在任何&ldo;文革&rdo;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章的那么多报纸杂志。

对于这种异想天开的&ldo;史实&rdo;，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