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代理主席杜米萨&iddot;恩彻贝扎委员和非国大进行了频繁的联系，指出所有收到通知的人都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就相关问题向委员会作出答复。

非国大秘书长许诺向委员会提交该党的书面答复，因此他觉得问题已经妥善解决。

但是，非国大直到超出了我们规定和他们许诺的最后期限，才递交了答复，然而《报告》已经付梓。

这一切发生时，我和伯莱恩博士都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我在埃默里大学坎德勒神学院。

我们原计划回国参加委员会交接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交接仪式本该是一次盛大的活动，到会的将包括受害者代表、外交使团以及各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南非广播公司届时将在电视和电台进行实况转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登台亮相。

最后一次会议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

我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密并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难熬的日子，在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上，大家不免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黯然神伤。

我们首先宣布，大赦专门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已被任命担任全国副总检察长的要职，而两位也非常称职。

然后，又讲了些闲杂事项。

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一位委员提出重新审议非国大要求召开一次会议的要求，因为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

重新审议开始时已经是11点钟。

我和其他委员力图说明，这样做只能让大祸临头，因为这可能被解释为向执政党献媚，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待遇。

有些委员敦促说我们应该审议非国大迟交的书面回复，而两天后共5卷、2700页之巨的《报告》就将印好，并提交曼德拉总统。

审议非国大在我们的宽限期后才迟迟提交上来的答复，甚至可能带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即使他们能有理有据地说明为什么委员会应该修正其调查结果，我们修改《报告》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过是非国大的马屁精和吹鼓手。

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那些敦促重新审议整个问题的同事们却固执己见，坚持与非国大举行会议或审议其答复，即使《报告》提交在即，也毫不动摇。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委员会的信誉和声望明摆着受到了威胁。

任何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冒险抹杀委员会的卓越成就，破坏民族和解的工作。

我想盲点之所以称为盲点，大概确实有看不到的地方。

即使伸出手在眼前晃，不愿或不能看见的人也还是看不见。

我看到整个进程将毁于一旦，脑子里一片空白。

对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来说，这莫过于最大的恶作剧。

他们为了民族那么慷慨、那么高尚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现在我们却要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以此作为对其宽广胸怀的回报。

我们很少投票表决，但这一次却必须在紧张的气氛中投票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