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第一次听证会上，我们本该集中精力进行熬人的听证，现在却担心如何应对媒体就任命委员会一位成员的配偶一事可能提出的尖锐问题。

幸而要么消息没有走漏，要么媒体认为和在委员会听到的令人心碎的证词及展示的创伤相比，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我们表现得镇定自若、成竹在胸，那么我们非得是天才演员，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是涌动的暗流。

或许我应该更好地享受清晨的时光。

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静坐着与安详、亲切、慈爱的主同在，分享或接受一份神圣的安宁。

每日的圣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通常在办公室或饭店的房间里，和我的私人助理、新闻总监及负责保卫我安全的警官一起享用。

只要在开普敦，我们都会星期五到圣乔治大教堂去。

知道有那么多南非和世界各地的人为我们热诚祈祷，令人无比欣慰。

没有这一切，我知道我一定会垮下来，始终伺机破坏的邪恶势力，就可能阻碍愈合一个民族创伤的不凡之举。

我们会被分裂和导致失败的势力压倒。

我们幸运地一直保持着与善之源泉的联系，这不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更多的是靠许多人的爱心和关注。

《旧约》中说，一次，先知以利沙和仆人被一群敌人包围。

先知出奇地镇静，泰然处之，而仆人却越来越不安。

先知请上帝打开仆人的眼睛，于是他看到自己一边的人远远多于敌人。

我们南非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就经历了这一切，即善的力量实际远比邪恶强大。

我们在委员会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形，对那位委员会委员配偶的任命即是一例，一个原本可能闹翻天的事情，最终还是友善解决了。

可我宁愿委员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插曲。

但看看委员会的组成，想想种族隔离给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想未免天真。

即使不是这个问题，也会有别的问题出现。

这几乎是我们正视各自的过去、正视整个国家的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

我们是航行在惊涛骇浪间，指望我们一帆风顺，未免太过乌托邦和超理想主义了。

还有一次，我接到报告说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在处理与比绍大屠杀相关的证人时有失公正，报界对此大量报道。

我对媒体说，我们深知，法律要求我们不偏不倚，这样来自冲突各方的人们才能感到听证对他们是公正的，他们没有受到歧视。

我说，我们不可能让人们认为我们偏向一方而破坏了我们事业的成功，我们破坏不起。

那个小组的成员认为我让他们当众出了丑。

不久，他们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说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需要道歉的事。

他们觉得，他们对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提的问题和所抱的态度，是公平和恰当的。

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完全了解这些人帮助种族隔离制度给受害人带来的痛苦。

我强调，他们完全有自由拥有自己的感觉，但必须谨慎地保证公允和不偏不倚地处理所有案件。

我指出，对他们的批评，并非来自那些对委员会抱有敌意的记者，而是那些希望看到我们成功的人。

我的同事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而且对所有并非一贯客观或支持斗争的媒体抱怀疑态度。

这次会上，显然大家并非同声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