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人不会再因为风驰电掣奔向出事地点的救护车是专为救治另一种族的人而被遗弃路边。

再不会有人被迫离开家园，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抛进贫困的班图斯坦家园（专为黑人设立）。

上帝的子孙再不会受到把南非人口像牲口一样分类的种族分类局的侮辱。

（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经常被划分成不同的种族，肤色稍深的被归入较低级的一类。

有些人宁肯自杀，也不接受这种荒唐专横的分类。

）孩子们再不用接受号称为教育的那碗&ldo;薄粥&rdo;，这种教育实际上是要让黑人儿童接受永远的奴役，顺从至高无上的白人主子。

这一教育制度的始作俑者、种族隔离的高级祭司、后来担任首相的维尔沃德博士，曾大言不惭地说过：

学校必须使班图人（南非黑人）适应其经济生活的需要……如果在实际中不能运用，把数学教给班图孩子又有什么用？……教育必须依据人们生活中具有的机会而施教授业……[2]

我要说&ldo;再也不会了&rdo;，因为在新南非的确如此。

我们再不可能合法地、秩序井然地通过立法，将无数人的生活从尘世打入地狱，因为新南非的至高权力不在议会，而在我们的新宪法，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具人权取向的宪法。

立法不能仅仅凭议会的癖好，而是要得到我们的最高法院‐宪法法院的批准。

诞生时间还不长的宪法法院已经表明，它能够打击一切有悖于宪法宗旨和条款的行为。

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所有南非人通过其当选代表达成的庄严契约。

新的制度安排带来许多新气象。

但是旧制度的某些方面还会苟延残喘，好像沉重的裹尸布笼罩着新时代。

谁也没有那样的魔杖，可以让新制度的设计者手执着挥舞、嘴里念叨着&ldo;嘿，快变&rdo;，就会把南非在一夜之间变成到处流淌着鲜奶和蜂蜜的天国。

持续半世纪之久并以残酷手段得到有效加强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

他们忘不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

人们对通行证法进行和平抗议示威，警察惊慌失措，向人群开火，69人倒地身亡，其中许多是在逃跑时被击中了背部。

人们也忘不了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

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反对将阿非利卡语定为授课语文的抗议游行中被射杀。

（阿非利卡语被视为压迫者和种族隔离执行者的语言，因为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国民党绝大部分人操阿非利卡语。

）还有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

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

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