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莫多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为了抓住战机不让噶尔丹喘息，康熙帝又在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举行了第三次亲征。

这时噶尔丹所控制的残部仅有五、六百人，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下，叛军纷纷投降，噶尔丹本人也一病死去。

至此，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发动的这一场分裂祖国的叛乱终于被康熙帝平定下去。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扶植下起兵叛乱，并于公元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窜入西藏，康熙帝立即派他的第十四子允禵前往平叛。

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政府军击败了叛军，进入西藏，平定了叛乱。

康熙对进一步稳固我国的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六　反对罗马教皇干涉内政

在康熙帝的政治生涯中，对于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类的事，他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与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原来在公元一五八五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外国教会势力也逐渐在中国各地活动起来。

康熙帝登上帝位后，他对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宗教活动，一直抱有戒心。

当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他虽然出于学习西方科学的需要，任用了南怀仁，恢复了传教士的行动自由，但是对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一事还是禁止的。

大约过了二十多年，也就是直到公元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帝才放宽了限制，允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

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来自欧洲许多不同的国家，其所属的教会也各不相同。

大体说来，以属于耶稣会、圣方济会、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为多。

其中的耶稣会自从利玛窦来华传教起，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便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并认为敬&ldo;天&rdo;与敬&ldo;上帝&rdo;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

可是到了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华传教士之间为了这件事，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所谓礼仪之争。

这场争论是由属于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士首先发难的。

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认为耶稣会允许中国传教士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违背了天主教的原则。

属于耶稣会的闵明我、徐日升、张诚等人为了争取康熙的支持，便把与多明我会发生争论的情况告诉了康熙。

康熙认为耶稣会的见解适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给予了肯定。

由于多明我会教士的看法没有得到康熙的支持，他们便多次写信到罗马教庭进行申诉，从而扩大了事态。

公元一七○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庭稽查异端部站在多明我会一边，声称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祭天的做法是一种异端行为，必须予以禁止。

接着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竞派铎罗为宗教特使，跑到中国任意张贴所谓禁正异端的教皇&ldo;谕旨&rdo;，下令所有的中国教徒必须放弃对祖先、上夫和孔子的崇拜。

康熙帝认为罗马教皇公然出面把中国的习俗视为异端加以禁止，乃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康熙帝断然采取了如下的措施：他一面下令将铎罗驱逐到澳门，一面颁布上谕严正指出：&ldo;近日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

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唯恐后来惹出是非&rdo;。

并严格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以来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之自由，并经内务府同意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

对于那些&ldo;近年来明年去的人&rdo;，则认为他们&ldo;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rdo;，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凡属这类人，则不准他们在中国传教。

后来，康熙又多次申，明：&ldo;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

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

&rdo;公元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当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再次派使臣来中国坚持无理要求时，康熙再次下令将使臣嘉乐驱逐出境，表明了反对外国干涉中国一内政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