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

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

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

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

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

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

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

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r）。

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

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

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

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

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我一回到家，女房东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喜出望外。

我也仿佛有游子还家的感觉。

回国既已无望，我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

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

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

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

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

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

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

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袭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

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

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

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日子虽然过得顺利，平静。

但也不能说，一点波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