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

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

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

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

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ldo;生活费&rdo;。

当时全国&ldo;被打倒对象&rdo;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ldo;文革&rdo;史料都没有查到。

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

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ldo;被打倒对象&rdo;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

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

没有其他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

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

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撑持这个家庭的权力。

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余秋雨《借我一生》

叔叔走了（一）

极度饥饿中的亲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为面对一点儿食物必定会你推我让，谁也不肯下口。

妈妈说，吃过了。

祖母说，胃疼。

当然全是谎话，连八岁的小弟弟也看出来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只能躲回学院里，吃饭的时候去食堂。